角声| 中国教会当下最大的任务之一：继续展开活泼的城市植堂

“基督教在中国是仍旧在保持增长的状态，还是已经开始衰落甚至萎缩？ ”

这是大约近十年来，海内外关注中国教会时最多讨论的话题之一。在此之前，谈起呈现活力增长的中国基督教，最被广泛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国基督徒人数到底有多少？

但是，2023年国际上最具权威之一的宗教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中国的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的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后引起的一个新的讨论是：“中国基督徒的人数是否已经达到顶峰了？ ”

皮尤的此份报告给出的一个结论是：2010年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趋于平稳甚至开始出现停滞不前。

报告写到：“一些学者和记者认为，近几十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发展迅速。事实上，基督教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经济改革和向世界‘开放’的时代后蓬勃发展。但最近衡量宗教归属的调查并没有提供太多证据表明基督教在 2010 年之后持续增长。”

皮尤的结论是根据近年来和中国基督教相关的包括中国境内多个学术团体的调查结果和数据比较给出的，包括在中国基督徒之中参与“有组织的宗教活动”的比例呈大致稳定甚至有下降趋势，比如2010年38%的基督徒表示他们每周至少参加一次宗教活动，而2018年这一比例为35%。以及登记的中国的新教教会数量在1997-2008年间大幅增加，而之后则趋于平稳；并且皮尤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010-2018年的数据显示的基督徒比例大约在2-3%之间表示，认为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基督教在中国呈现增长的状态。

不过，皮尤也强调说，由于他们目前无法在中国展开自己的调查，而此次分析采用的调查不可避免的有局限性，一些数据需要谨慎看待，并且综合原因导致他们很难准确地呈现中国基督教的样貌，并且他们所引用的这些数字包括未注册或未经授权的宗教场所，以及未公开信仰的基督徒人数。因此，一些学者对此份报告认为要谨慎看待。

但是，近年来中国教会内部不少教牧同工一个共同的感受是，这十年和1980-2010年间相比，教会的增长和信徒的火热的确大不如从前。笔者2022年曾听过有国内的学者分享说，认为过去几年各种数据显示其实中国基督徒的数字增长不如佛教等其他一些宗教，其实处于低谷状态。

皮尤调查中根据数据绘制的2004年新教分布的省份图比例，大多在福音老省和沿海地带。（图：皮尤官网）

中国教会经历两次复兴后，来到瓶颈期or低谷期？

回顾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历史，它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段历史：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的农村大复兴，和随后2000年前后开始的近十年的城市教会兴起。前者的时代背景是宗教自由政策重新落实和中国人口大部分仍分布在乡土，后者的时代背景则和中国伴随着入世后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

这两段历史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但都曾呈现出蓬勃的活力，共同的特点就是教会多多的建立和信徒多多的增长。至于原因，宗教学者、社会学者和宗教人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关于基督教在改革开放后发展迅速的原因，给出的一个分析是：“在五大宗教中，基督教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环境适应得最好的宗教，这可能是基督教近30年来取得长足发展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和前二段的中国基督教经历的复兴相比，的确当下这10多年是明显的低谷期，未来几年可能这样的情况仍旧会延续，因为当下城市教会呈现明显的乏力和疲软的情况，牧者躺平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有不少牧者以“瓶颈期”概括当前中国教会的状态。

中国教会如何更新和延续活力？

当然，任何事物都会经历萌芽、成长、高潮、成熟、平稳和衰落等不同的阶段。中国基督教在呈现了过去数十年的原始增长后，其蓬勃的活力是否仍然能够持续？或者说，活力如何在新的阶段更新和延续？这是当下中国教会亟需讨论的核心话题。

当下，关于中国教会如何更健康的发展和成熟，是许多教牧同工的关注和探索的焦点，不同的人给出不同角度的实践。比如，有的人提出要重视教会体制建设，也有人致力于本土神学研究和教育，有的强调投身普世宣教才能成为推动力，还有的开始着手平信徒的培养和门训等。也有研究者认为之前中国的农村和城市教会复兴都是和人口的大流动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当下中国的人口开始回流到新的中小城市或者城镇化之中，也有的人认为人口越来越多的集中在社区之中，未来是否需要新一轮的社区复兴和社区型教会的建立，当然，这些都是对当下中国教会面临真实的多重挑战探寻的多重出路，都非常有价值，并且都在为未来新一轮的复兴做预备。

但是，笔者在此提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旧在进行，只不过是高速发展期后开始步入调整优化期，并且中国的人口未来很大一段时间仍然会流动和持续集中到城市，因此，我们如何在现代化进程的城市群中继续推进充满活力的植堂和拓展是当下中国基督教最核心的任务之一。

从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基督教发展来看，基督教的发展很多时候发生在城市化进程之中，或者说城市化的进程是福音事工拓展潜力最大的事情，若此段时期未很好的耕耘和开发，未来城市化进程结束时，局面基本会固化下来。

比如，韩国在1972年到1986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基督徒人数比例从10%达到25%，而自此之后的40年间的人数比例增长并未有太多改变；另外基督教在位于东南亚的新加坡并不是传统和主流宗教，但在1980-2010的30年间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基督徒人数比例从10.9%（新教占6.3%，天主教占4.6%）达到20.1%（2010年共近57万的基督徒中，其中47万是华人）。

相反的例子是日本。在二战后重建过程中，日本基督徒人口1947年至1952年这五年间大幅增长，信徒人数达到42万，这时的全日本人口为8000多万，占0.5%。随后迅速的经济腾飞与城市化进程，日本急速富裕起来，而这时的教会未成比例地建立起，这使得日本虽然是亚洲第一个成就现代化的国家，但也是世界上基督徒比例最小的国家。据统计，1990年基督徒人口只有107.5万，不足全国人口1%，其中福音派信徒更少；1998年日本福音派基督徒仍少于0.5%；和城市化之前的比例相比增长甚少。

近年来，笔者与中国不同地区的牧者同工交流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共同点：最近这几年传福音比十多年前、二十年前相比困难很多。当然这其中原因很多，因素复杂，但有一个原因不可忽视：在富裕起来的现代社会，人心将会更难接受福音。

总结而言，一方面粗略估算当下中国绝大部分城市的基督徒比例可能都不足5%，这说明城市中的福音化潜力仍旧巨大；一方面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富裕，福音广传和教会增长的黄金窗口期趋于结束或着说这个窗口期正在逐渐关闭，这说明我们亟需更好的抓住当下才能更好地开拓未来。

也就是说，虽然处于瓶颈期或者低谷期，但中国教会在当下和未来至少5-10年都需要持续地关注和孜孜不倦地展开新的、活泼的城市植堂和拓展。

事实上，不仅仅当下的中国，即使在已经城市化完成和世俗主义盛行的欧洲，当地的福音派教会仍旧认为他们当下的首要任务是：植堂。

9月举行的“携手在欧洲宣教”会议旨让来自欧洲各地的植堂者交流和彼此支持。（图：国际自由福音派教会联合会组织）

在2023年9月18日至21日的聚会期间，由国际自由福音派教会联合会组织的“携手在欧洲宣教”活动在西班牙举行，来自22个国家的100多名领袖齐聚西班牙雷阿尔城，探讨欧洲宣教事务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他们提到植堂的首要地位。一位组织者说到：“如一位来自黎巴嫩的弟兄所说的，他们意识到在欧洲所有的世俗主义当中，拥有很多植堂和传讲福音的机遇和项目”。

从这个角度而言，植堂不仅仅是当下中国教会，未来十年或数十年之后即使城市化已经非常成熟，植堂的地位很有可能一直都会是重中之重。

为何活泼的城市植堂如此重要？

当下中国教会身处最大的时代背景之一就是城市化进程，这意味着：城市是我们工作的最大禾场，我们不能逃避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与此同时，城市之中的植堂对于基督徒人数的增加和现有教会整体的更新意义重大。

笔者日前阅读被誉为是提摩太·凯勒集大成之作的《21世纪教会成长学》其中所谈到活泼的城市植堂运动，颇有醍醐灌顶之感。他从多个角度出发回答了城市植堂多重而深远的意义。

和中国目前情况不一样的是，欧美面临的当下最主要的现状是现有的教会很多，但是大多陈旧、衰落，连人都坐不满了，所以很多人认为当务之急是不要再建立新的教会，而是“加强现有的教会，先坐满人，再出去开拓教会”，但凯勒对这些观点的回应是：“要增加一个城市中信徒的人数，主要的方式不是透过教会复兴，而是透过建立教会。”

凯勒提到有研究证实，新成立的教会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新成员来自原本不参加任何崇拜团体的背景，而成立10至15年以上的教会其新成员则有80%-90%是从其他教会转会过来的。他分析说，一个教会的年岁越长，越因为内部的体制压力使得大部分精力放在内部事务而非教会围墙之外的人群，因此大多数三、四十年以上的教会都会经历人数的衰退，尤其是在吸引和服事新人上远远不如新的教会，因此他提出，“要大量增加一个城市信徒的数量，惟一的方式就是大量增加新的教会。”

并且，要在一个城市之中更新现有的教会，最好的方法就是拓植更多的教会，这是凯勒的主张。他列举了四点进行阐释：
1.新建的教会可以成为所在城市整个基督徒身体的“研发部门”，因为他们有更多创新的自由，他们可以带来新的观念；
2.新的教会更能吸引着重创意、冒险和改革的人才，所以可以帮助兴起新的基督徒领袖为城市带来新的创意；
3.新的教会可以挑战其他老的教会自我省察，虽然过程会伴有痛苦但最终会促进更新、强壮和复兴；
4.新的教会吸引的信徒和人才也会流动，不仅会为自己注入新鲜血液，也会为较老的教会注入新鲜的血液。

书中以美国教会作为历史个案展示了该原则的重要性：
1820年每875个美国居民有一间基督教会。但从1860年到1906年，新教教会植堂速率是人口每增加350人，就拓植一间新的教会，于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教会与人口数比例，已经增加到每430人有一间教会。1906年时，全美教会当中，三分之一以上成立不到二十五年。如此一来的结果，美国参与教会生活的人口持续稳定上升。例如，一七七六年，美国人口中17%都是教徒，但到了1916年，数量增加到53%。但凯勒牧师对比了随后发生的事情。

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在主流的新教教会，植堂数锐咸。老教会强烈抵抗新教会入侵“我们的社区”。新的教会通常在成立的头一、二十年中，向新人传福音成效十分卓著。大多数美国会在成立的头二、三十年，规模达到巅峰，但随后就只能持平或者缓慢下降。在这段期间，他们对于新建教会带来的竞争感到不安。主流教会就是拦阻新教会在社区中发展最大的阻力。结果导致主流教会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异常明显的衰退。

类似的情况其实在中国一些福音老区的城市也有。笔者曾经到访过南方一个福音自1970年代末就开始兴旺的城市，当地现存的一些传统教会有40年左右的历史了，不仅整体生态较为繁荣并且也有每十年、五年就有新型的教会诞生，尝试很多新模式新经验，这已经在笔者看来是非常难得、有活力的状态了，在很多城市是很难见到的。

但当地一位牧者以无奈和遗憾的口气介绍说，其实笔者所认为的只是初来乍到看到的景象，真实的情况其实是至少七八成的教会是躺平状态，尤其是传统式的教会，比如30-40年的老教会无法吸引年轻人，并且衰落得厉害，当地有不少可以承载上千人的教堂往往主日只有不到七八分之一的上座率，很多空空如也，而感谢的是，至少一波波兴起的新的教会潮流可以对传统教会产生刺激的作用，并且对整体这所城市的教会带来更新作用。

如何满足你所在城市的福音需要？

“你所在的城市需要多少间教会?”凯勒如此问到。他的答案是，因为不少教会是衰落或者失去活力的，所以至少要有一个缓和的植堂增长才能保持一个城市的基督身体不至于持续衰减，而如果要整个城市的基督身体保持增长，则必须有积极的植堂运动——意思是：每一间现有教会，需要建立十到二十间新教会。

但是这个只是最低维持所在城市的教会整体不萎缩的情况下的标准，而伴随着城市人群的扩大和增长，其实一个城市对于教会增长的要求大大高于刚才的标准。谈到若要服事和影响到整个城市的教会比例，凯勒举出研究及一些案例显示：
如果一万个居民中有一间教会，总人口中大约会有1%的人上教会。如果比例提高到每一千个居民中有一所教会 ，城市人口中会有15% -20%人上教会。如果教会数再提高到每五百人有一间教会 ，上教会的比例会达到40%以上。所以，教会数量与上教会的人数，两者之间是“指数关系”而非“线性关系”。

如果直接取其中的数值进行换算的话，即基督徒人数若要达到15%-20%，需要1000个居民有一间教会，那么1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1000个教会，5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5000个教会，1000万的城市则翻倍，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所在的城市情况进行估算，来思考如何满足自己所在城市的福音需要。

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如何满足身边人群或者说邻舍的需要？不管是凯勒牧师还是华理克牧师，他们都是这个时代实践城市植堂中的佼佼者，这些植堂者都提到在城市之中植堂和建立新的教会最重要需要吸引的人群就是年轻的世代、新来的居民等，而这些在流动的城市群中是最多能够接触到的人群，也非常契合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

这里笔者想澄清和强调的是，这里并不仅仅说的只是满足灵魂的需要，或者说只是单方面传统式的布道植堂，而是教会和基督徒群体如何成为仿佛五饼二鱼故事中耶稣所赞赏的那个小孩子一般，满足城市人群巨大的福音需要，这里不仅仅包括让福音成为处于城市化巨大转型期中无数个体灵魂真实的安慰与医治，也包含让福音激发基督徒为城市化提供最需要的两方面的公共资源比如社会服务与社会伦理；以及为如何为现代中国和城市注入更多优秀元素等等。

当然，在这样的植堂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植堂者自己需要改变心态，其中核心就是我们需要丢掉现在弥漫和充斥不少中国教会的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搞小圈子、结党和内斗、门派之争、把福音当做“唯我所用”的工具等等，拥有国度的视野。就如凯勒牧师所提醒的，如果我们不能在三方面做出心态的改变，很难去自然而然并且充满果效的拓植教会：
1.必须甘心乐意舍去资源，交出对金钱、会友、领袖人才的主导权。
2. 必须甘心乐意舍弃对事工形态的控管。
3. 必须甘心乐意关切神的国度，超过对自己“门派”的关切。

“换句话说，面对教会蓬勃发展，我们的态度，测试出里面的心态，是只关注自己体制的权益，还是神的国在整座城市中健全兴旺。”他如此提醒，并且说到这样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起来城市与福音生态圈。

而在此过程中，这些现实和需要自然而然或者说教会不得不在拓植的同时需要继续探索转型。无论是近十年来兴起的健康教会潮流，还是刚刚在中国内地萌芽的使命教会的探讨等等，都是这些体现。我们不能只是怀念几十年前曾经的复兴，否则只会变成固步自封、刻舟求剑；我们也不能只是片面的寻求人数和教会数目的增长，而忘记圣经性教会的原则，否则复兴只能沦为流沙和昙花般的海市蜃楼。

或许，当中国教会的焦点从如何维持自己、或者满足自己内部的需要，转向如何服事到和满足到身边的弟兄姐妹，和身边的城市居民邻舍的需要时，我们会重新唤醒快要昏昏入睡的活力，崭然一新，蒙上帝的祝福，长成基督的身量。

参考资料
ONG, ISABEL. “中国基督徒的人数达到顶峰了吗.” Christianity Today, 6 Sept. 2023,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23/september-web-only/china-christian-churches-pew-surveys-zh-hans.html .
“Measuring Religion in China.” Pew Research Center, 30 Aug. 20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measuring-religion-in-china/ .
王璐德. “【思考】在未来10-3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基督教藉福音当肩负起怎样的责任？（上）.” Christian Times, 18 Sept. 2015, https://www.christiantimes.cn/news/19238 .
凯勒提摩太. Translated by 明珠何, 1st ed.,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18.